第二篇 · 01 沟通订阅讨论区
01

中德商务 沟通

中德合作出问题,十有八九出在沟通上。中德团队说话办事有何不同,这道坎又该怎么跨过去?

中国人听话听音:谁说的、什么时候说、对谁说,还有什么没说。

德国人就事论事:说了什么、定了什么、接下来做什么。

第一部分

中德沟通逻辑

维度
中国
德国
开场言外之意 vs. 字面意思
中国先看场合和背景:时机、谁在说、对谁说,还有哪些话没说出口。话里有话,意在言外。
德国先看议程:目的、要点、依据,依次摆上桌面。话就是内容本身,意思全在字面上。
说“好”听到 vs. 答应
中国“好”多是客气,意思是“听到了”“尊重你”,好让话能往下说,关系不至于僵。到底同不同意,要看后面动不动。
德国“好”就是承诺,问什么答什么,不多也不少。同意到哪一步,以说出口的为准。
说“不”留面子 vs. 讲清楚
中国“不”往往说得很委婉,为的是给彼此留面子:“我们再研究研究。”“再看看吧。”不吭声、一直拖,也可能就是拒绝。要听语气,更要看后续有没有动静。
德国“不”就直说,图的是清楚。“这个我们做不了”只是表明立场,并非不给面子。直来直去,是为了不留歧义。
提意见私下说 vs. 及时说
中国提意见讲关系。批评之前,先挑好场合和渠道;当众指出,容易伤了和气,人心也难齐。
德国提意见为解决问题。趁还来得及改,就要说出来。有话直说,本身就是风险管理。
渠道微信 vs. 邮件
中国日常对接靠微信,邮件只用来做最后的正式确认。随时在线、随叫随到,被视为分内之事。
德国邮件是主渠道。碍于数据保护,多数聊天软件进不了公司。下了班,就不必随叫随到。
拍板心照不宣 vs. 白纸黑字
中国该点头的人都点了头,事情才算定下来。有记录固然好,真正作数的是后续跟进:看事情动没动起来。
德国说清楚、写下来,才算拍板:会议纪要、负责人、截止日期,一样都不能少。没落到纸面上,什么都不会动。
误读

德方只听字面,漏掉了语气、时机和说话人身份里的潜台词;中方则把话说得太含蓄,德方根本抓不住重点,还把对方的直率当成失礼。

弥合之道

话要说明白,也要听懂弦外之音。在德国,把关键信息放进话里;在中国,留意没有明说的信号,并把双方各自以为说定的事写下来。

第二部分

中德沟通实用建议

目的不是让德国人少一点直接,也不是让中国人多一点直接,而是别把哪种风格看死。如今在中国,尤其是在民营企业(民企)、科技公司和外资企业(外企)里,沟通早已节奏快、说得明、全在线上;在德国,工程和咨询行业习惯有话直说,但在重关系的团队里,话怎么说依然要拿捏分寸。该问的不是“中国人、德国人一般怎么做”,而是“这个团队需要什么,才能把难开口的事说清楚、说得放心”。

把重点亮出来,书面沟通尤其如此。

写清楚是什么事、有哪些事实、需要对方怎么回应。打完电话或在微信上聊完,补一份简短的书面小结,技术、商务、客户和合规相关的事尤其要这样做。这样能避免一种常见的错位:德方以为聊过就算有据可查,中方却可能只当是工作层面的日常对接。

敏感的事,先私下说,再上会。

涉及指控、绩效、对资深同事的批评,或可能影响声誉的失误,先私下找对口的人谈。在国有企业(国企)、传统制造业,以及等级观念重、人情关系深的团队里,这一点尤其要紧。上海、深圳的科技团队或许可以直接在项目群里讨论,但即便如此,除非事关紧急的运营、安全或合规,也别公开点名批评某个人。

入乡随俗用微信,但要留下记录。

微信早已是中国职场沟通的标配:近期一项研究访谈了在线上表达过异议的中国员工,74% 的人以微信为主要的工作沟通平台。日常协调、随手提问、约时间、报进度,用双方约定的聊天工具就行;技术规格、范围变更、客户承诺、正式审批和合规事项,则要把关键内容转到邮件或正式的项目系统里。一句话:聊天图快,承诺要白纸黑字。1

别把一句“收到”只理解成一个意思。

“收到”“好的”“我们研究一下”,可能只是客气地回一声,可能是要先内部请示,也可能真的意味着马上开工。在年轻的民企和科技团队里,这往往就是一句干脆的确认;在国企、传统制造企业或等级分明的团队里,不妨客气地追问一句:“谢谢!请问团队这边还需要我们补充什么信息吗?大概什么时候能有进展?”既摸清了情况,又不必逼对方当场表态行还是不行。

直接挑毛病,未必是冲着你来。

在德国的工程、制造、金融、审计、咨询等对质量和风险敏感的行业,同事直截了当地指出错误、追问缺失的信息或站不住脚的假设,多半是在把质量关,为的是在问题演变成成本、安全、客户或监管方面的麻烦之前,先把活儿做好。这不是说每位德国同事都会说话,更不是说态度差就该忍着。而是说,最好的应对往往是把语气和事情分开:先弄清问题出在哪,再问清对方要什么标准,最后说明你会核实或修改哪些地方。

开门见山,结论先行。

德国同事最习惯核心信息一目了然:出了什么事、哪里还不清楚、有什么风险、需要什么信息或支持。别先铺垫一大段背景,第一句就说结论,再补来龙去脉。比如:“测试数据不全,客户交付期有风险,需在周三前确认修订后的数据。”

有隐患,早开口。

别等所有细节都查清了,才提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德国团队里,早早发一句“我们发现可能会延期,原因还在查,周四前给大家更新”,比一直不吭声、事后再解释更能赢得信任。在受监管的行业、工程项目、金融和客户交付工作中尤其如此,因为及早预警本身就是专业、靠谱的表现。

书面记录也是沟通的一部分。

一封简短的邮件、一条 Teams 消息或一份会议纪要,本身就是贡献,而不是走过场的手续。把事实、待解决的问题、前提假设和下一步的沟通安排分开写清楚。在大企业、工程导向的组织、金融机构和公共部门,这样写更方便在部门之间传阅。德国的初创企业和数字团队道理相同,只是记录可能放在 Slack、Teams、Notion 或共享文档里,不一定是一封正式的长邮件。

别让说话最直的人给团队定调。

在混合团队里,德国同事习惯当场表达异议,现场会议很容易被他们主导;中国同事的顾虑,则可能会后才通过聊天、私下交流或书面补充说出来。要多开几条发言的通道:会上请大家发表意见,会后允许书面反馈,敏感的工作再安排简短的一对一沟通。这不是迁就沉默,而是为了听到更多真实的信息。

需要信任和分寸的事,留给面对面。

德国向混合办公转型,并没有变成全面线上,而是形成了“分渠道”的格局。2025 年一项德语区(DACH)调查显示,员工在入职培训(58.5%)和团队会议(50.1%)上更喜欢面对面,例行进度会和头脑风暴则更喜欢线上。不妨顺势分工:例行更新放到线上;建立关系、新人入职、复杂分歧、敏感反馈,以及文字容易引起误解、需要当面对齐的事,留给电话或见面。2

按项目定规矩,不按国籍分。

项目一开始就讲好:用什么工作语言、主要用哪个聊天工具、正式记录放在哪、一般多久回复、会怎么开,以及哪些消息必须书面确认。这比一句“注意文化差异”管用得多,因为它把笼统的文化差异,落成了看得见、做得到的工作规矩。

第三部分

深度解析两国内部,同中有异

中国和德国,都不是只有一种说话方式。总体而言,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很多话点到为止,一句“这个可能有点难”,其实就是婉拒;德国则直来直去、重事实,很少寒暄。但在两国内部,沟通风格又因所有制、地区、行业和年龄而千差万别;而更年轻、更“在线”的一代,正推动两国的沟通变得更扁平、更直接。

中国:四个维度

德国:三个维度

1所有制:国企、民企、外企

国企
含蓄、讲层级、政治敏感。

国有企业的沟通最传统、最含蓄,层级也最分明。国企领导说话往往留有余地、不轻易表态,这既是体制内一贯的谨慎,也是顾全面子的习惯。内部沟通很正式,开会多是汇报和念材料,很少公开讨论。国企员工常常一起共事几十年,人际关系要长期维护,所以沟通重和气,胜过重效率。345

民企
直接、看结果、讲效率。

民营企业看重能力和效率,不太讲人情客套,沟通风格是“对事不对人、靠物质激励”。人员流动快,关系相对简单,不必刻意经营。沟通围着业务转,决策快,也更能接受直接的反馈。不过,决策权高度集中在创始人或大股东手里,“老板说了算”,有时会绕开系统的风险评估。

外企
低语境、说得明、常用英语。

外资企业的沟通最接近低语境风格,表达明确,更依赖书面文件和正式会议。在跨境协作中,沟通更“西化”:中国员工说英语的频率明显更高,说话方式也更直接,好和国际伙伴对上频道。6

变化趋势

所有制带来的沟通差异正在淡化,但仍很明显。混改和市场竞争,正推动部分国企走向更透明、更讲效率的沟通,非战略性行业尤其如此。民企越做越大,沟通也逐步制度化,引入职业经理人和董事会,但核心战略仍是创始人说了算。外企则两头受压:既要沟通接地气,又要守住集团的全球合规标准。眼下最大的分野,在国企(依然最保守)与民营和科技企业(越来越直接、随意)之间,外企和大型民企居中。78

2地区:沿海与内陆,北方与南方

沿海
直接、明确、讲效率。

沿海城市的职场人,尤其是在上海、深圳、广州和北京,沟通风格明显更偏西式。沿海的商界精英,在文化上与西方的距离,比与内陆更近。他们说话直接、明确、讲效率,围着任务和交易转,而不是围着关系和面子转。

内陆
重关系、重集体。

内陆生活节奏较慢,保留了更传统、以关系为中心的沟通方式。管理者更保守、务实,集体意识也更强。内陆的生意人更习惯“绕着弯子说”,不爱直奔主题。这背后是更高语境的沟通方式,以及对面子更多的顾虑。

北方
豪爽直率,重面子、重人脉。

北方人以性格豪爽、说话敞亮著称。做生意时,北方商人往往花大量时间经营与“有分量的人”的关系,人际交往中也更讲面子。

南方
含蓄细腻,重规则、重效率。

南方人说话一般更温和,性情更细腻。在商务沟通中,服务意识更强,也更守规矩。南方企业家更多把自己看作职业经营者,首要目标是生存和发展;北方企业家则更可能把“振兴中华”视为个人使命。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直接影响着生意场上说什么、看重什么。

变化趋势

沿海与内陆的差距依然不小,但正慢慢缩小:网络、高铁和人口流动,正把沿海的做法带进二三线城市。成都、武汉、西安等新兴城市,正在摸索兼顾两头的路子,既靠人脉,也讲效率。不过,内陆的国企和传统制造业,沟通仍更讲层级、更含蓄,决策也更慢,更依赖各方达成一致。9

3代际:老一辈与年轻人

年长一代(60 后、70 后)
正式、讲层级、重和气。

中国职场正处在“多代同堂”的阶段:60 后、70 后、80 后、90 后、00 后五代人同时在岗。年长的员工更习惯开会、打电话,用语正式,讲究条理和分寸。他们说话往往更长、更讲铺垫,以维护和谐、顾全面子为先。他们很少当面顶撞领导,上面怎么安排就怎么执行,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会当众提出。10

年轻一代(90 后、00 后)
随性、直接、渴望反馈。

年轻员工,尤其是民企和科技岗位上的 Z 世代和城市千禧一代,比前辈更直接、更随性,也更开放。他们爱用即时通讯,说话简短随意,不太讲究措辞,希望经常得到反馈,新工具上手也快。在中国,微信仍是职场第一大沟通渠道:近九成职场人把微信作为日常工作沟通的首选,远超电话和邮件。年轻人也最爱用 emoji、动图和表情包。他们反感 996,希望领导放权,也更敢提不同意见。11112

变化趋势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年轻一代正让一向含蓄的中国式沟通,变得更明确、更直接。这股变化来势强劲、还在加速,在科技、传媒和外企中最明显,在国企和传统制造业中较慢。随着 Z 世代陆续走上带团队的岗位,沟通会更随意、反馈更多、工具更五花八门,沿海的民企和外企尤其如此。10

4行业:科技行业与传统行业

科技 / 初创企业
开放、人人参与、节奏快。

和传统行业相比,中国的科技初创企业和创新型企业,沟通往往更开放、更强调参与,上下级之间也更平等。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也更喜欢当面聊,或用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而不是正式的邮件和电话,同时更看重信息透明和员工参与。1314

互联网公司常常方案还没完全想好就先动手,做到六成就往前推,再一轮轮迭代完善。这种“边做、边试、边改”的打法,同时也是一种沟通习惯:想法不成熟也要拿出来,进展要随时同步,信息一变就要马上响应。不过,口号和实际之间,往往还有不小的距离。

传统行业
严谨、受监管、规避风险。

传统行业,尤其是金融、制造、能源和国企,沟通往往更讲层级、更正式,对风险也更敏感。金融从业者按精确、受监管的节奏做事,沟通围着合规、文档和风控转。开会和汇报,很多时候是为了证明流程走到了、责任可控,而不是为了鼓励大胆试错。15

国企的特点是职能层级分明,信息上传下达可能因此变慢。大型金融机构说的是监管和风险的“普通话”,许多小型民企说的则是速度、灵活和利润的“方言”,两套话语体系,并不总能顺畅地互相翻译。316

变化趋势

科技和初创企业的沟通方式仍在向其他行业扩散,但并不均衡。初创企业做大以后,原本随意、人人参与的文化,往往会变得更规范、层级更多。传统企业,尤其是民营制造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在部分运营环节引入更市场化、更分权的做法。不过,国企的战略决策,仍受到很强的层级和政治约束。78

所以,真正的分水岭,不在“现代”与“传统”行业之间,而在两类组织之间:一类靠速度、试错和快速交流取胜;另一类的首要责任,是控制风险、合规经营、保持稳定。

1企业类型:中小企业、大企业、初创企业

中小企业与家族企业
有人情味、着眼长远、技术上较真。

德国的中小企业(Mittelstand)大多由老板亲自经营、家族持有、扎根本地,内部往往比外人想象的更随和。员工可能和老板私下就熟,信息交流不拘形式,靠的是多年共事的默契。同时,这类企业看重技术实力、可靠和长久。外国供应商要有心理准备:对方会问得很细,更信证据而不是推销话术,也很在意这段合作能不能长期稳定地走下去。17

表面随和,不等于没有上下之分。在老板亲自经营的企业里,老板可能平易近人、事事过问,但最后拍板的还是他。会议气氛可以很融洽、很务实,但能不能拿到承诺,往往取决于老板是否信得过合作方的技术和为人。17

大型企业
有章法、重文档、多方参与。

德国大企业靠正式流程沟通:专业职能部门、直线管理、采购、法务审核、合规、企业职工委员会(Betriebsrat),还有层层审批。会议通常议程清楚、文档详尽,技术问题也问得很直接。但“直接”不等于当场拍板。一位经理可能认可某个想法技术上可行,却还要和财务、法务、采购、工程、员工代表以及高层逐一对齐。18

德国的共同决策制(Mitbestimmung)更强化了这种结构:员工 500 至 2,000 人的公司,监事会三分之一的席位要留给员工代表;超过 2,000 人的,要留出一半。因此,重大决定不仅要在管理层内部讲得通,还得向员工代表机构交代清楚。德国大企业的沟通并非简单的上传下达,而是牵涉多方、有法可依,目的是在各职能部门与员工代表之间达成共识。1819

初创企业
随性、在线、反馈多。

德国初创企业往往自成一格:同事之间直呼其名,能直接找到创始人,线上交流短平快,反馈及时,跨部门协作频繁。2023 年一项针对德国初创企业员工的调查显示,84% 的人叫得出每位同事的名字,95% 的人表示可以直接找 CEO 说话。20

不过,这份随性并不会一直保持。公司变大以后,非正式的沟通和跨团队的往来都会变少。在成长期的初创企业里,近一半员工表示,公司过了 50 人后,明显感觉层级变多了。所以跟对方打交道,不能只问它是不是初创企业,还要看清楚:是创始人说了算的十人小团队,是五十人上下、正在扩张的公司,还是部门齐全的成熟科技企业。20

变化趋势

德国大企业正在引入敏捷的项目结构、协作工具和创新部门,并与初创企业合作;初创企业做大之后,则会增加管理层级、人事制度和法务流程,决策权也划分得更清楚。结果是两者部分趋同:大企业更善于对话、跨部门协作,初创企业更有章法。但根本区别依然存在:德国的公司治理、法律责任和企业职工委员会的参与,让大型组织始终比年轻企业更依赖流程。2021

2行业:工程行业与创意行业

工程、制造与金融
严谨、重证据、有风险意识。

在工程、制造、汽车、化工、医疗技术、能源、银行、保险等受监管的行业,沟通受质量标准、安全要求、认证、责任和监管的约束。从业者要看事实、技术细节、可追溯性、清晰的分工和有据可查的决定。直接的批评,多半是在把质量关,而不是人身攻击。22

在这样的环境里,方案光有商业吸引力还不够,还得证明监管上可行、控制措施有据可查、财务上守得住,并把最坏的情况讲清楚。审批链长,往往是风控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缺乏诚意。

科技、数字与创意行业
更快、多迭代、更随性。

数字企业、软件公司、广告创意公司和企业的创新部门,更习惯靠短周期反馈、线上渠道、跨学科团队和早期原型来沟通。团队可能先把半成品拿出来,测试初版、收集反馈、快速修改,而不是等计划完全成熟。直呼其名、不拘形式的交流也更常见,在柏林的创业圈和国际化科技团队里尤其如此。20

但这不等于德国科技企业对质量马虎。它们对数据、技术深度、数据保护、文档和责任归属,往往依然要求很高。一家德国软件公司的沟通,可能比工业集团快得多、随意得多,但在签合同或投入重要资源之前,照样会要你拿出扎实的技术证据。

变化趋势

传统行业也在引入敏捷方法、数字协作平台、更短的反馈周期和跨部门团队。这些工具让协调更顺畅,却改变不了行业本身的约束。初创企业敢快速迭代,是因为核心风险大多可以挽回:软件晚几天上线,顶多是麻烦,很少危及安全或合规。而一个工程缺陷、一次财务失控或一起安全事故,代价可能极高,有时覆水难收。2

所以,真正的分界不只是“传统与现代”,而是风险与速度的不对称:有的行业最怕慢,有的行业最怕错,怕出不安全、不合规、无法挽回的错。这决定了它们实际能“敏捷”到什么程度。

3代际:老一辈与数字一代

老一辈职场人
周全、有准备、守本分。

这一代人入行时,德国职场讲究正式、充分的准备。他们偏好结构清晰的会议、完整的信息、有记录的决定,以及清楚的职业边界。在他们成长的环境里,靠谱要靠准备充分、做事精准、交付完整成果来证明。23

他们往往期待同事,尤其是年轻同事,拿出一份成熟完整的方案,而不是一个初步想法。一条没头没尾的聊天消息、临时变动的议程、一份没写完的文档,都可能被看成准备不足,而不是灵活应变。长期形成的流程又强化了这些期待:受监管的环境、工程主导的质量标准,以及要求正式文档和多方协调的共同决策制度。

数字一代
边做边改、要透明、要反馈。

千禧一代和 Z 世代员工,习惯分享做到一半的工作、在聊天工具里提问、快速拿到反馈,并当众修改想法。他们希望决策过程更透明,而不是等领导拍了板,才收到一条最终指令。他们也更把灵活办公,即远程、弹性工时和线上协作,看作高效工作的常态。24

沟通的渠道和节奏也在变:简短的 Teams 消息、在线协作文档、随手发起的视频通话和不断迭代的反馈,正在取代长邮件、排好的会议和字斟句酌的正式备忘录。23

变化趋势

德国眼下最大的变化,是沟通从以办公室为中心、按日程进行、大家同步在场,转向混合办公、借助数字工具、越来越异步的协作。德国联邦议院技术评估办公室(TAB)指出,混合办公正在改变工作的组织方式和文化,让沟通变难,也更需要有意识地共享知识、提升线上协作能力。一种“分渠道”的格局正在形成:建立关系、复杂协调和团队凝聚,多半仍在线下;日常协调、进度更新和早期的想法交流,则越来越多地搬到线上。225

代际差异让这一转变更加显眼:84% 的人对数字化职场中的跨代协作评价正面,只有 9% 评价负面。可见这是一个调整磨合、配套设施还没跟上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代沟。24

第四部分

真实案例:问题出在哪,怎么解

案例 01

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一场中德合资危机

电子元器件合资企业 · 德国南部与上海 · 2019

一家德国中型企业设立了一家合资公司,生产电子元器件,并在中国市场销售。公司由总经理负责经营,按照合资合同,总经理由中方委派。

中方员工之间起了内部纠纷,随后有人举报:这位总经理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部分元器件,从中收受回扣。

德方合作伙伴十分恼火,也担心公司会因此触犯中国的反腐败法规。于是,德方 CEO 要求把此事列入下一次董事会的议程。

会开得很不顺。中方认为举报纯属捏造,根本没有违规的证据。这个议题最终没有结论。更糟的是,气氛急转直下,连议程上其他待议的事项,也都在越来越对立的氛围中讨论。

董事会第一天结束后,德方 CEO 提出与中方的对口负责人单独见一面,只带了一位信得过的翻译。一谈才知道,中方其实早已启动内部调查,正准备采取相应措施;中方还向他保证,如有必要,涉及的法律问题都会由中方出面与相关部门处理。第二天的董事会,开得顺利多了。

第五部分

常见问题

话要说明白,也要听懂弦外之音。在德国,把关键信息放进话里;在中国,留意没有明说的信号,并把双方各自以为说定的事写下来。

德国人的直接确有其事,但自有用意:说“这个我们做不了”,图的是清楚,不是争面子;直接的批评通常是在把质量关,不是人身攻击。直接的程度也因行业而异,工程和金融团队往往比重关系的团队说话更直。所以,与其说这是性格,不如说是一种工作方式。

在中国,日常项目沟通靠微信,邮件一般只用来做最后的正式确认;随时找得到人,也被看作工作关系的一部分。对中德混合团队来说,规矩很简单:聊天图快,但凡要作为依据的东西,比如技术规格、承诺和审批,都要落成书面记录。

先选渠道,再开口。绩效、失误、对资深同事的批评这类敏感话题,先私下说,别直接拿到大会上,在国企、传统制造业和等级分明的团队里更是如此。只有确实事关运营、安全或合规,才当众纠正某个人。

不是。总体而言,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但沟通风格因所有制、地区、行业和年龄而千差万别。外企、民营科技公司,以及上海、深圳等沿海城市,往往节奏快、说得明、很直接;国企和内陆传统行业则更含蓄。该问的是眼前这个团队需要什么,而不是“中国人”一般怎么做。

第六部分

参考文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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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rone, K., Garrett, M., & Ling Chen. "Manageri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in Chinese Factorie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1973), 29(3), 229–252, 1992.
5
Wang, J., Liu, Q., Huang, W., & Ying, T. "Silence Is Gold: Narrative Conservatism of SOE Manager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103, 2025.
9
Ralston, D. A., Egri, C. P., Karam, C. M., Li, Y., & Fu, P. P. "Changes in Work Values across the Regions of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5(1), 145–179, 201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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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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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uo, Q. "Research on the Non-Material Incentives of the Post-90s Knowledge Employees in Small and Medium IT Enterpris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 and Contemporary Humanity Development (SSCHD 202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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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ederal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BMAS). "Rules on Staff Representation." Federal Portal (verwaltung.bund.de), 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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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rodbeck, F. C., Frese, M., & Javidan, M. "Leadership Made in Germany: Low on Compassion, High on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6(1), 16–29, 2002.
24
YouGov Deutschland for HIRSCHTEC & Haiilo. "Erwartungen der Gen Z an den digitalen Arbeitsplatz." Survey of 501 employees aged 18–29, 2024.
25
Hubel, N., Peters, R., Meißner, L., et al. "Gesellschaftliche Auswirkungen hybrider Arbeitsformen" (Social Implications of Hybrid Forms of Work). TA-Kompakt No. 2,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at the German Bundestag (TAB),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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